屏东党员学苑2020年第15期

习近平在福建

编者按：6月15日起，学习时报开始连载采访实录《习近平在福建》。这是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成长经历系列采访实录的第六部。

《习近平在福建》反映的主要是他离开福州市，先后任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的领导工作经历。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抓住历史机遇，对福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尤其是他提出“生态福建”建设，亲手抓起、亲自主导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他提出“数字福建”建设，抢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他六年七下晋江，调研总结出“晋江经验”，推动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他主导省机关效能建设，教育党员干部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在全国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全省推行县级政务公开；他把人民健康放在首位，以餐桌污染治理为抓手，建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体系；他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推动闽台直航，扩大闽台各项交流。如此等等创造性工作，已经镌刻在福建发展的历史丰碑上。

这组采访实录，通过对当年班子成员、身边工作人员、专家学者、记者等人的访谈，还原了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大刀阔斧、超前谋划、开拓创新的领导风范，展现了他率先带头、亲身示范、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彰显了他心系基层、心系群众、心系民生的赤诚情怀。这组历史文献，为党员干部学习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的科学理念、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基本资料。让我们关注学习这组采访实录。

“习近平同志抓住历史机遇，对福建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习近平在福建（一）

采访对象：陈明义，1940年8月生，福建福州人。1966年参加工作。1985年任福建省副省长，1992年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1993年任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1994年任省委副书记、省长，1996年任省委书记，2001年任省政协主席，2006年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9日

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陈明义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您曾先后主持省政府、省委、省政协的工作。你们在事业上密切合作，在生活上互相关心，结下了深厚情谊。您还记得你们初次见面的情形吗？

　　陈明义：我1940年出生，比习近平同志大13岁。他1985年到厦门当副市长，我那时刚当副省长，到厦门开会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习近平同志当时很年轻，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很深刻——他有着超越他年纪的沉稳和干练，言谈举止得体，对问题的见解深刻，处理事情的能力突出，各方面都明显比同年龄人更成熟一些。

　　后来我了解到，习近平同志虽然年轻，但从少年时期就已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阅历非常丰富。这应该是促成他沉稳性格、每临大事有静气的重要原因。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习近平同志从小就受到革命家庭的熏陶和近乎苛刻的严格要求。据我所知，习家的吃、穿等日常生活都极为简朴，习老对子女的学习成绩和道德修养有着极高要求。“文化大革命”期间，习老遭受迫害，被隔离和下放，处于青少年时代的习近平同志离开北京，到陕北黄土高原的大山沟里插队当普通农民。也正是在那里，他了解了中国农村的状况，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段经历也成了他与人民同心同德的实践基础。后来，年轻的习近平同志经过艰苦劳动的历练，积累了丰富的农村生产生活和工作经验。他一心带领老百姓脱贫致富的实干精神得到广泛认可，被推举为梁家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后又受当地领导和乡亲们的推荐上了清华大学，毕业后到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再到河北省正定县任县委书记。在对县域发展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从政经验趋于成熟之时，他来到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厦门。

　　那时，虽然我和习近平同志初次见面，我们之间没有太多交流，但他如此年轻又如此老成持重，这种反差让他显得非常引人注目。随着工作上的合作与交往日益增多，我们也逐渐加深了了解。再加上习近平同志的爱人彭丽媛老师是享誉全国的歌唱家，我的老伴和彭老师之前就比较熟悉。他们结婚的时候，我爱人还代表我们送给他们99朵玫瑰花。

后来，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我们在工作上的交集更多了。我对他统揽全局的思维能力和超强的工作能力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实践证明，习近平同志果然不负众望。

采访组：在您看来，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17年多都做了哪些突出的工作？

　　陈明义：从1985年6月到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17年多的时间里，福建省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以及海峡两岸人民的经济、人文交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福建从海防前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前沿。在此期间，习近平同志在5个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抓住了历史机遇，对福建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无论在我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充满活力的厦门，还是在交通落后、发展滞后的宁德地区，还是在处于福建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省会城市福州，习近平同志一直坚持开放发展的道路，坚持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并重，开拓经济文化合作新领域，在不断地探索和实践中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他努力打好“侨牌”，聚拢海外华人的爱国之心，保障他们的权益，坚定他们回到祖国投资的信心。同时，他也很重视与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国家以及欧美日等世界各地的经济文化往来，互学互鉴、合作共赢，更充分发挥民间渠道的作用，开展经贸活动和科技、文化交流。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17年多，是福建发展的重要时期。福建省的GDP总量在改革开放前居全国第22位，2000年跃居全国第11位，人均GDP从第23位跃居第7位。他在厦门当副市长和主持宁德、福州工作期间，对此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在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对福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同志在担任省长期间，开始主持制定福建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他早在2000年就着眼抢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作出建设“数字福建”的重要决策，努力增创福建发展新优势。他还非常重视福建的生态建设，提出建设“生态福建”的理念和规划。这些都对福建的长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同志在作省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两个字，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谋利益。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进行了深入的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思想，并且随着实践不断成熟、升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的很多治国理政思想都能从福建找到源头。这与他始终如一地坚持学习、注重实践是分不开的。

采访组：请您结合具体事例谈谈习近平同志是如何坚持学习与注重实践的。

　　陈明义：习近平同志一向重视学习，他从少年时代就酷爱读书，从政以后更是在工作之余勤学不辍。他在努力研读古今中外经典的同时，高度重视马列主义的学习，做到学以致用。他既重视向书本学习，也重视向实践学习，可以说他的学习是全方位的。

1988年，习近平同志到任宁德地委书记时，除了少量必备的日常用品，就是带了几大箱书。在宁德地委的见面会上，习近平同志第一句话就是表达自己要向大家学习。他说，闽东是老区、革命根据地，我来这里工作，对我本身也是一个鼓舞，要好好向大家学习。据宁德的同志回忆，习近平同志外出开会和调研都带着书，休息时一有空就拿出来潜心研读，见到有新书、好书便立刻买下来读。

1989年夏天，习近平同志组织宁德地委、行署班子成员和各县县委书记举办了一期读书班。他要求大家特别注重理论学习，希望领导干部能够通过学习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综合素质。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求实、求真、求深的精神，抓好思想理论建设，带头学好用好马列主义，真正掌握理论武器。他还叮嘱大家，我们的工作比较繁忙，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很少，所以应当有一种钉钉子精神，挤时间学习，争分夺秒地学习。他说，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如果能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这可以说是他的经验之谈、由衷之言。

1990年春夏之交，习近平同志即将离开宁德赴福州任职，他在临行前还特别叮嘱宁德的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列主义。他说，马列主义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要在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增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能的。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不仅自己带头读书学习，还不断督促领导干部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不断从各种渠道获取知识，不断“加油”“充电”。他也很重视实践，特别是把理论学习与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例如，“弱鸟先飞”“滴水穿石”就是他立足宁德实际进行深入思考提出来的。后来，他还把思考的内容和工作实践写成一本书，叫《摆脱贫困》。曾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同志看到书稿后，还作了序。他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期间，通过学习和思考，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对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注重基层调研，关心群众生活，这也是他工作的一大特点。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陈明义：习近平同志经常到一线、到农村调研，为地区治理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殚精竭虑。他调研有一大特点，就是接地气，他到老百姓家里，首先关心的一定是他们的生活、吃住情况。有时掀开锅盖，看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有时摸摸被褥，看看是否柔软舒适。他就是从这些细微之处体会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关心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比如，养几只鸡，养几头猪，孩子入学怎么样，收入如何。无论在哪个领导岗位上，他都非常关心群众生活，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基层群众手中，切实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

　　比如，他到宁德沿海调研，发现很多渔民在陆地上没有房子，平时就生活在船上，条件非常艰苦。福建是台风多发地区，遇到台风的时候，这些渔民要赶快把渔网拉上岸，把渔船驶到避风港里面，绑在一起抵御台风，渔民还要赶快撤离到岸上。这样的生活不仅艰苦，而且很危险。习近平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积极协调各部门，帮助渔民搬家上岸，规划土地给他们盖房子，并协调政府给他们提供建房补助。这项工作，过程繁琐，牵涉问题很多，但习近平同志还是自始至终关注、督促、协调，把这项工作圆满完成了。后来，渔民们终于在陆地上安了家，这样他们就可以世世代代生活在陆地上，渔船只作为打鱼的工具使用，他们还可以在岸上从事其他工作，而且子女上学、工作也有了着落。后来，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市主持工作期间，也为相似处境的“疍民”解决了上岸定居问题。

习近平同志对基层调研的重视，源自他对基层的深厚感情和牵挂。他在宁德工作两年，跑了100多个乡镇，有的地方还跑了多次。比如，他曾两次去下党乡调研，还帮助那里建造了一座电站。他调任福州时，整个宁德地区只剩下一个乡没有来得及去。临行之前，他放心不下，专门交代继任地委书记陈增光同志代表他去这个乡走一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期间，分管农业农村工作和脱贫工作，并积极探索和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请您具体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陈明义：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期间，主管全省的农业农村工作。他特别重视“科教兴农”工作，经常去省里的农科院、农业大学、农办、农业厅了解情况，更多是深入农村调研，他几乎跑遍了全省的农村地区。

　　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当中，特别注意探索提炼推广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比如，他对南平市向农村选派干部（即选派村党支部书记、科技特派员、乡镇流通助理）的工作进行了专题指导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明确提出农村在农业经济发展上要依靠科技的思想，并从这个思想出发指导工作实践。

　　习近平同志注意到，从机关中选派的村党支部书记、科技特派员、乡镇流通助理，相对于农村村级基层组织的干部，属于素质比较高的干部群体，他们带着责任和感情全身心投入农村工作，并注意发挥合力，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在习近平同志关心指导下，南平先做了一个探索，打造了一个样板，取得了显著工作成效。随着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深入，习近平同志逐渐把这一制度推广到全省。福建省通过科技下乡、成果下乡、人才下乡，带动推进了一整套机制的形成，也让农村生产形成了市场化机制，把科技人员、科学技术、科技成果等要素自然地转化到农村的产业改造、提质增效和产品拓展销路、提高品质以及提高农民的素质等长期目标上。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习近平同志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紧密结合、发端于南平成熟于福建的一个非常好的农村工作机制。这项制度以科技人员和农民为主体，以发展利益共同体为核心，注重发挥人的潜力和积极性，通过市场机制重组现代生产要素，实现了人才、技术、资本、管理等多重优势资源在农村的高效配置和有效供给，从而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

　　后来，科技部也注意到福建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良好效果，开始往全国各省市推广。到了2002年，习近平同志对这一问题从最早的思考，到观察这个机制如何形成、如何推动的过程，包括下一步工作思路的延伸，进行了系统地专题研究和理论总结，撰写了一篇文章《努力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福建省南平市向农村选派干部的调查与思考》，发表在《求是》杂志上，获得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文章指出：干部下派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提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驾驭农村市场经济的能力，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有效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科技素质，切实将农业科技转化成先进生产力；加强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培养、锻炼了干部，在干部队伍中形成了正确的用人导向；促进了机关和行业作风建设，优化了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我可以举两个具体例子说明这项制度形成的长效。一个是比较老的例子。福建有一个科技特派员，当年四五十岁，现在六七十岁了，他对种植葡萄很有研究，在科学种植方面的技术非常全面。而当时的闽北，几乎没有种植葡萄的历史和文化，属于基本空白的状态。这位科技特派员一开始在南平的建阳开展工作，先跟一些农户合作，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葡萄种起来以后，农民增收了，这位科技特派员就带着其他人一起种葡萄。结果，20年过去，南平的建阳形成了葡萄产业，也形成了种植葡萄的文化，很多福建人都知道建阳的葡萄很好吃，逐渐有了口碑，有了一定的品牌效应。而这位科技特派员在那里工作、奉献，除了他岗位工资以外，始终没有什么其他报酬，他就是以一种情怀和奉献精神在工作。老百姓很敬重他，他后来也凭着自己的科研成果评上了教授级农艺师。

　　还有一个最近的例子。省农科院的一个女科研人员，专业研究中草药的种植，在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方面有很多研究成果。她在福建光泽做科技特派员，跟相关企业沟通把这些技术成果带过去，一心扑在研究上面，终于取得成功，把华重楼这种中草药打响了品牌，与企业形成了很好的合作共赢机制。

　　习近平同志当年就明确提出，我们要有好的机制，让下乡的科技人员能够名利双收。这个观点非常实在，也非常科学。让科技人员与农民和企业互动，互利共赢，这样对整个农村经济才会有更大促进作用。

多年以来，福建一直沿着习近平同志当年的思路在继续发展，因为我们重视广大农村的科技和教育，全省的发展始终比较均衡。沿海各省当中，福建各地区的贫富差距是最小的。比如，闽北某些城市，自然环境以农为主，与沿海城市相比，发展的自然禀赋、吸引资金能力、文化底蕴都有不同，但闽北这样人均GDP 最低的城市也能达到6万多元，福建人均GDP 最高的城市是大约13万元，相差1倍左右。福建各地区之间的发展相对比较均衡，这与制度的有效性有着密切关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期间，在治理长汀水土流失、闽宁对口帮扶、双拥工作等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请您介绍一下这些方面的情况。

　　陈明义：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期间，对建设生态省有深入思考，并且下大力气去抓。长汀因为土质和生态问题，历史上又长期保护不力，到20世纪末期已经形成了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先后几次到长汀进行调研，在研究种植树种、制定整体治理方案，以及协调各部门分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不辞辛苦，协调省里的支持，协调农业科研院所进行相关研究，再加上持之以恒的投入，终于使长汀地区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现在，长汀水土流失得到根本改善，昔日的一座座荒山，如今成了绿水青山。这是习近平同志为福建省的生态环境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关于闽宁经济合作，这是中央的部署。习近平同志一直非常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开展这项工作。福建地处沿海，经济发展和自然禀赋都有一定优势；宁夏地处内地，发展相对比较慢一些。福建为了促进闽宁经济合作，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习近平同志分管这项工作，抓具体工作内容。他多次带队去宁夏，专门到贫困地区去调研，协调福建省的支持项目、支持资金，以及福建各地市如何对口支持宁夏的困难地区。此外，还有一些非常具体的工作，比如安排一些宁夏贫困家庭的群众到福建务工；请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带队来考察调研，参考福建的一些发展经验；联络一些重点项目、优势互补的项目进行帮扶协作；选派优秀干部、优秀专业技术人员赴宁夏挂职；协调相当规模的资金、项目、技术、成果、产业带到宁夏去，等等。习近平同志把这些具体工作做得非常扎实。直到今天，福建和宁夏之间的对口关系还保持着、还在不断发展。当然，现在宁夏发展得已经很不错了，有些当年的对口关系根据今天的实际情况中止了，但相应的有更多的经济合作关系又发展起来了。

习近平同志在每个领导岗位上都非常重视双拥工作。可以说，只要是他主政的地方，军队的各项工作都能够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经常走访部队，到军营去、到基地去、到条件艰苦的山区和海岛哨所上去，对官兵问寒问暖、悉心关照，并且与部队领导同志充分交流，努力帮助部队解决各种实际困难。比如，开展慰问活动，每年给部队办各种实事，帮助安置部队的转业军人和随军家属，习近平同志都做得非常到位，让部队没有后顾之忧，能够专心于国防建设和日常训练工作。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福建的双拥工作在全国都是非常突出的。直到今天，福建仍然保持着这个传统，所有的设区市都是双拥模范城。福建的驻军对地方政府和老百姓的感情也非常深，在人民群众需要帮助的时候、遇到急难险重任务的时候，军队总是挺身而出，主动请战，为人民群众雪中送炭。所以，福建人民和部队指战员之间始终有着深厚的感情。

采访组：在习近平同志的从政经历中，他平易近人、待人真诚被传为佳话，请您讲一讲他平时是如何与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交往的？

　　陈明义：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对工作有责任感，对干部关心爱护，在福建干部群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历任重要领导岗位，但他始终平易近人，不仅经常下乡调研，与普通群众密切接触，在日常工作当中，也能平等对待机关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

　　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期间，我们都在一个班子里工作，在一栋楼里办公。我比习近平同志年长一些，无论我当省长、省委书记的时候，还是我退居二线以后，他始终关心我、尊重我。他来我这里谈工作，经过秘书的房间，经常会聊上几句，嘘寒问暖。对待其他的普通工作人员，无论职务高低，也都非常真诚。因为，他从内心深处认为大家都是平等的，他尊重每个人的工作，尊重每个人的敬业精神，也体谅每个人的难处。在他眼里，无论级别高低，大家都在为党和人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每个人都在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对待任何人都抱着一颗真诚的心。

习近平同志对领导干部和普通同事的工作生活都非常关心，对他们的情况都能够细心地进行了解，甚至对很多普通同志的成长环境、成长经历都有很多了解。他关心干部、培养干部的意识非常强，对干部的工作能力、政治品德等都在实践中加以深入了解。习近平同志还非常重视跟干部谈心，通过谈心了解干部、关心干部。他当省长的时候，行政任务很重，但他经常利用晚饭之后的时间找一些干部谈心，与大家充分交流，这也为干部队伍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采访组：您退居二线后，一直在做海洋发展战略方面的研究工作，多年以来也一直与习近平同志持续交往。请您谈谈，在他离开福建后你们都有哪些接触？

　　陈明义：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和上海工作期间，我去这两个地方出差时，和他还有过几次见面和接触。他很重感情、很念旧，对在福建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都非常关心。

　　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后，我们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我到全国政协当常委以后，一直在做我国海洋战略的专题研究。我为什么研究海洋战略？我一直认为，21世纪是海洋世纪。本世纪末，全人类在海洋上的GDP应该和陆地上的GDP达到1∶1。现在有的国家的海洋GDP已占全国GDP的三分之一以上了，而我国海洋GDP只占到10%左右，离这个目标还很远。而且，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海洋战略更具有现实意义，我国的人均资源和人均环境容量都大大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我们必须面向海洋发展，认真研究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我们现在应该有一种紧迫感，尽快把这个战略付诸实施。

　　关于海洋战略，我曾把我写过的文章寄给习近平同志，他读后嘱咐我继续好好研究这项专题，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2009年，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提交了一份“像发展航天事业那样开展海洋的探测与开发”的提案，还在人民大会堂发了言。后来，我又给习近平总书记寄了几份关于海洋战略的文章，他都作了批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2014年10月底，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结束回到福州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他问我，是不是还在继续研究海洋战略的事情？我说，相关研究工作还在开展，有了新的成果随时向你汇报。他非常高兴，鼓励我继续坚持下去。

习近平同志一直关心福建的发展战略。福建省委省政府当时提出建设“百姓富、生态美”的福建。2014年11月，他来福建考察，在这六个字之前又加了“机制活、产业优”六个字，指导福建的发展。“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这十二个字描绘了福建发展的宏伟蓝图，其中“机制活”是指发展动力强，“产业优”是指经济素质高，“百姓富”“生态美”则是我们的发展目标。这四句话、十二个字，代表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福建发展的殷切期待。

“习近平同志做一切工作都是以人民为中心”

——习近平在福建（二）

采访对象：王一士，1926年1月生，福建福州人。1946年6月入党，曾在福建开展学生运动。1981年起任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副市长。1982年任福建省委常委、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副市长。1983年任省委常委、省政府秘书长。1984年任省委常委、副省长。1987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3年离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4日初访，2020年1月10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王一士家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王老，您好！您是革命老前辈，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一直在厦门市和福建省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您1983年初调到省里工作，习近平同志是1985年到厦门工作的，你们最初是如何认识的呢？

　　王一士：1981年9月，我调任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那时的厦门经济特区设立在厦门市郊禾山公社的湖里大队，面积仅有2.5平方公里。1983年，我调到省里工作，不再具体负责厦门经济特区的事，但对特区的发展变化，始终是关注的。

1984年，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1985年，习近平同志从河北正定调到厦门工作。那时，从厦门来的同志告诉我，新调来的副市长习近平同志很年轻，为人谦和，工作扎实。他一到厦门，先看望老同志，很多老同志家他都去过。他为人淳朴，大家都乐于与他相处，虽然他刚来不久，但和大家就像老朋友一样。领导和同事们都很喜欢他，跟他没有一点隔阂。干部和群众对近平同志都给予一致好评。大家评价说，近平同志很实干，待人很诚恳，群众乐于和他接触，向他反映问题。向他汇报工作的同志，从不会感到紧张，因为他很有耐心，从来不打断人家说话。即使有不对的地方，他也不会当众批评人，有错误的，就给人家讲道理，让人心服口服。

　　许多人对近平同志的修养给予很高评价，都说他这个人从来没有跟人发过脾气，非常注重团结。他自己也说过：“人团结得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很善于团结同志，这是他很大的一个特点。

　　厦门的很多老同志也跟我反映说：“近平同志很不错！”他们说，这个年轻人对老同志非常尊重，非常关心，也很有工作能力，干部喜欢他，老百姓也喜欢他，老中青都一致赞赏他。老干部们觉得他很真诚，很实干，平易近人，是一个完全能胜任本职工作的优秀干部。

在很短时间内，我听到关于习近平同志这么多好的评价，让我对这个年轻人感到由衷的喜欢。于是，我就想安排一个时间去厦门，亲眼看一看这位新来的副市长。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和您第一次见面给您留下的印象如何？

　　王一士：1986年，我到厦门去。我的秘书陈芸找近平同志约好会见的时间。见面后，我和他进行了一次深入交谈。

　　近平同志把到厦门工作后了解到的情况讲给我听，我发现他的记忆力惊人。不到一年时间，他就能够把厦门本地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情况摸清楚。当问到某一个具体的企业时，他能把这个企业的情况讲得很透彻。同时，他的工作思路也很清晰，对厦门下一步工作怎么做，怎么发展，从微观到宏观，都有独到的看法，表现出强烈的前瞻意识和规划意识。在我看来，这是一般年轻干部很难达到的高度。

　　从那次开始，我和近平同志的接触就多了。不久后，我约他一起到“闽南金三角”走一圈，深入考察一下。在考察过程中，我给他介绍说，“闽南金三角”这个经济圈当中，厦门是龙头，与泉州、漳州3个地区连成一个“金三角”，并辐射到闽中、闽西，带动福建中西部的经济发展，“闽南金三角”概念是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同志提出来的。这给习近平同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到福州工作以后，提出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的发展思路，我想这应该与他在厦门工作期间的思考和这次考察有一定联系。

我在厦门调研期间，还到近平同志家里看过。他生活简朴，为人真诚，我所接触过的干部中，对他都是好评。总之，从厦门认识习近平同志开始，他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从厦门到宁德、福州，再到省里工作，整个过程您都比较了解。请您简要讲述一下他在各地任职的情况。

　　王一士：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了3年时间。省委研究讨论，认为他工作能力很强，群众基础非常好，决定把他调到宁德这个比较贫困的地区去工作。以他的能力，是能够负起领导责任，带领这个地区的干部群众改变落后面貌的。

　　习近平同志1988年调到宁德任地委书记。他在宁德工作期间，我去过3次。他生活还是那么简朴，他的秘书和他一起住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他经常穿一身绿军装，脚上穿一双解放鞋。他多数时间都在基层调研考察，宁德地区所有偏僻的地方都去过了。在有些比较偏僻的地区，不仅没有路，甚至连羊肠小道都没有，需要披荆斩棘才能进去。习近平同志带着有关部门的干部，下到这种非常偏僻的地方去调研，有的时候要徒步走一天，吃饭的时候就蹲在荒山野岭吃口干粮、喝口水。在2年时间里，他走遍了宁德的山山水水，对贫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扶贫工作也提出了更加有效的方式方法。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的扶贫工作，做得非常扎实，强调扶贫要落实到人。这一工作思路也一直延续下来。我前两年专门去宁德的周宁、寿宁、屏南等几个县看了一下，每一个村里有多少贫困户，致贫的原因是什么，是因病、因残，还是因为缺少劳力等等，当地主管部门都调查得很清楚。具体应该怎么脱贫，从户到人都建档立卡、记录在册。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理念，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确保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理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进而打赢脱贫攻坚战。他这个扶贫思路和在宁德工作时的理念办法，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了一段时间，省委决定把他调到福州任市委书记。在1992年5月召开的福州市党代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做到每3至5年上一个新台阶，尽快改变港澳粤闽台南中国海区域内我们处于‘后排就座’的状况。现在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做深层次的探讨，研究20年后福州市将达到怎样一个发展水平。”在他主导下，福州组织了一个班子制定《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也被称为“3820”工程，其中包括了“闽江口金三角”发展规划。这个战略设想的序中写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建设，如果没有长远的规划，往往会导致建设中产生严重的失误，甚至留下永久的遗憾。”

　　习近平同志调到省里工作以后，做了很多扎实有效的工作。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提出“生态福建”的思想，还提出了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关于“生态福建”建设，他付出了很多心血。这个生态建设思想的提出和实施，在全国是领先的。福建省的山水保护得很好，应该说，正是得益于他的这一思想和决策。从全国范围看，在对外开放的前沿省份中，福建省没有走“先发展后治理”的弯路，这是习近平同志建设“生态福建”留下的宝贵财富。

　　习近平同志最大的特点，就是做一切工作都是以人民为中心，要把事情做到人民满意。他提出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体现。他在省里工作的时候，曾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这句话至今回荡在福建各级领导干部耳边，意思就是：政府是做服务工作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我跟不少人讲过，选干部一定要德才兼备。习近平同志这样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战略眼光，同时和人民群众有着深厚感情的干部，实在是非常难得的。

采访组：您是怎样看待习近平同志这些优秀品质的？

　　王一士：我认为，一个人只要注意学习，学问是可以学到的，但一个人的优秀品质和高尚品德，却要有优良家风的熏陶，并经过长期磨练才能形成。

　　习仲勋同志是我非常景仰的一位老同志。上世纪90年代，我只要到深圳就会去看望习老。他要求很严格，不允许访客带礼物。1999年1月6日，我去看望习老，特意给他带了一块牌匾，上面写着“正大光明”4个字。我觉得这4个字特别有意义，是习老一生的写照。他70多年的革命生涯，浓缩起来就是“正大光明”这4个字。习老看到牌匾上的这4个字，很高兴。齐心大姐也赞同，她很平静而又朴实地对我说：“确实，他一辈子没整过人，而且在那个年代，他还保护了很多干部。”

事实上，了解习老的人，了解习家家风的人，也就会理解习近平同志为什么会这么出类拔萃。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我认为，他的家风带给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您和他有哪些联系？

　　王一士：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后，我给他写过4封信，都是肺腑之言。我们相处、共事多年，我对他比较了解，我觉得他这样杰出的干部，到中央工作是非常合适的。他从知青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到清华大学、中央军委办公厅，再到正定、厦门、宁德、福州和福建省，是一层一层踏踏实实干上来的。他来自基层，来自群众，来自实践。所以，他所有的讲话都很接地气，很朴实，没有大话、空话，也没有什么华丽的修辞。

2008年，我到北京观看奥运会闭幕式后，去看望他。他当时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办公室非常朴素，陈设也非常简单。我们聊了大概40分钟时间。他关心福建的发展情况，还询问过去老同事的近况。

采访组：请您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治国理政思想，谈谈您的感受。

　　王一士：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一直关注着习近平同志的历次重要讲话，关注着他提出的一系列治国方略、执政理念，深深感受到习近平同志对历史担当、对人民负责的胸怀和气度。

　　他凝聚全党全社会力量，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清醒判断国内外形势，锐意改革，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作出全面依法治国的决策。他以极大的气魄，铁腕反腐，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力挽狂澜，使全体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受到极大的警醒、警示、警戒，深得党心和民心。他以卓越的胆识进行史无前例的军改，力度之大、难度之高、情况之复杂，都是空前的。他提出强军思想，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建设作为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的根本大事来抓。他提出“四个自信”，是用事实来说话的。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全面小康，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做到？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最生动的体现。

　　习近平同志的语言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他是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的，最了解民情和民心，他讲的都是群众一听就懂的语言。比如，讲到体制和国情相适应的问题时，他用“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作比喻，语言平实，富有哲理，意义深远。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开拓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格局，党心、军心、民心得到极大提振。照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将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近平同志既有启民心智的魅力，又有知民冷暖的情怀”

——习近平在福建（三）

采访对象：王建双，1936年12月生，福建翔安人。曾任福建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厅长，1987年任厦门市委书记，1990年任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3年任省政府常务副省长，1998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3年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9年退休。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7年6月9日初访，2019年8月29日再访

采访地点：福州芳沁园，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您任厦门市委书记，那时他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王建双：1987年1月，我到厦门市任市委书记，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那时候他30岁出头，一年半之前从河北省正定县来厦门任市委常委、副市长。由于他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有些人就有顾虑——他会不会盛气凌人、居高临下？他会不会有优越感？办特区，有很多旧体制要打破，有很多旧机制也需要转换，他这么年轻，到底敢不敢碰这些旧体制、旧机制呢？所以很多人一开始对他保持一种观望的态度。

　　但通过接触，习近平同志为人平实可亲的风范、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很快使大家打消了之前的顾虑。我那时刚刚上任，对厦门的具体情况还在调研、探索阶段。在与市委班子成员交谈过程中，我感到习近平同志的战略思维能力非常突出，他的一些战略思考当时给我的启发很大，印象很深刻，现在还记忆犹新。

办经济特区要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很多，但其中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制定一个发展战略来引领经济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对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以适应经济特区发展的需要。习近平同志抓这两件大事，在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探索和实践上花了大量心血，也显示出他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

采访组：请您详细谈谈习近平同志制定厦门发展战略的思路和过程。

　　王建双：1986年8月，厦门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着重研究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市委安排习近平同志抓这件事。他认为，要制定出一个能够引领特区健康发展的战略，必须组织全国有关的专家学者、高校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进行系统的研究。他把这个课题分为21个专题，邀请中国社科院、中科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厦门大学等单位分别承担，有100多人参与研究。他还亲自带领课题组的同志到北京，向于光远、刘国光等专家学者请教，请刘国光同志来厦门调研指导。此外，他还带领课题组的同志到新加坡考察办自由港的经验。

　　我到厦门工作后，跟正在主抓战略研究的习近平同志作了一些交谈。他说：“办特区大家都有积极性，你也想做，他也想做。我们办特区没有经验，但是战略方面的几个大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必须有一个通盘的考虑，一个清晰的发展思路。”“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世界经济重心会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厦门历史上就是太平洋西岸很重要的港口，厦门的发展就要和当前的这个经济发展趋势契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和制定战略。”我感觉他说得非常好。

　　他还对大家讲，厦门的发展战略应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要弄清楚中央为什么要在厦门办特区，这是战略定位问题。第二，要弄清楚我们办特区的有利条件。第三，要弄清楚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第四，要考虑清楚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第五，发展模式明确了以后，我们的发展目标怎么定，应该有一个总体安排。目标定出来以后，要分阶段地发展，要选择重点，不是全面出击，而是要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最后，就是制定战略对策。

　　在制定战略过程中，习近平同志的逻辑非常清楚，思维定位也很准确，他让科研人员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深入调查和反复论证相结合，定量测算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紧密构建了一个系统工程，很好地完成了《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任务。1988年3月召开论证会，有50多个单位和1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论证。

《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我国经济特区最早编制的15年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厦门发展的总体设计，提出的战略指导思想、发展模式、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实施对策，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方向，保证了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和发展沿着中央指定的方向健康前进。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规划确实对厦门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出的一些思路到今天也是先进的。

采访组：厦门成为计划单列市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习近平同志在当中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王建双：中央批准厦门为计划单列市，是体制的重大改革，这牵涉到中央、省、市三级经济管理权限的重新调整，也牵涉到财政收入分配的全面调整。这其中矛盾重重，有非常多的利益纠葛，还有各种极其繁琐的问题。尽管计划单列工作是一件千辛万苦的事情，但习近平同志抓得很出色。

1988年，市里成立计划单列办公室，习近平同志全面负责计划单列的各项工作。他从基数划转、理顺关系入手，组织了9个专业组、105个单位350多人的工作班子，进行极其认真细致艰苦的工作，整个过程中出现过许多矛盾。习近平同志同班子里的几位领导反复研究如何处理好各类矛盾，认为要把握好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协调要充分。经济管理权限的重新分配，涉及的部门很多。厦门有20多个重要部门，在计划单列之后，工作职责和管辖范围都有所调整。这就牵扯到一些问题，你多管一点还是少管一点，多收一点还是少收一点，这些问题盘根错节。解决这些矛盾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看法不一致，都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需要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这项工作没有捷径可走。习近平同志认真去做工作，通过反复协调和协商，一点一点逐步取得进展，慢慢形成一个统一的看法。

　　第二，要有全局观。习近平同志给各单位的同志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让我很感动。他说：“我们厦门要实行计划单列，要充分地向省和中央去反映我们遇到的问题，这是必然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去考虑，在全国、全省的棋盘当中，厦门只是其中的一颗棋子，我们要有一个全盘观念。该反映问题，我们要反映，但是我们要从全局去考虑，不能只坚持自己的看法。”全局观念这一点，习近平同志把握得很好，所以矛盾处理得很妥善。

　　第三，家底要透明。厦门计划单列工作具体该如何做？到底怎么做好我们自身的工作？习近平同志强调，发展基数要调查得非常清楚准确，不能有半点含糊。他说：“我们的家底要透明，千万不能遮遮掩掩的。”这样重新分配的时候，才能做到通盘统筹，有可靠依据。

　　第四，眼光要长远。习近平同志要求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不能单纯就事论事，更不要只看眼前利益，要有长远的眼光。

　　经过一年多努力，习近平同志同班子的同志们排除各种困难，推动厦门的计划单列市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厦门计划单列以后，发展优先权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厦门原来是福建省9个地市之一，配备的是地市一级的管理班子，权限小，束缚多，许多事情想做做不成，极大束缚了特区发展。计划单列之后，中央出台文件，赋予厦门副省级的管理权限。厦门可以直接和财政部结算，自己还可以单独设立金库。也就是说，厦门自己有多少钱，可以自己计划着花。

　　第二，计划单列之后，厦门得以逐渐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把握大原则基础上，怎么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就怎么改。这样一来，上层建筑得到了优化，体制对发展的束缚减少了，很多生产要素就能够重新进行高效配置，经济发展就有了很大活力，厦门发展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

　　第三，计划单列之后，厦门作为副省级单位，可以参加中央的一些会议，直接了解中央的意图、方针、部署，这使整个领导班子的决策能力和效率得到很大提高，也极大激发了大家去开拓创新。

　　这三个核心问题的解决，就等于为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插上了翅膀。

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厦门成为计划单列市这两件大事抓完以后，我对习近平同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感到他战略思维非常强，是一个干大事的人。他思考问题都是从厦门的实际出发，不是“拍脑袋决策”。厦门非常需要他这样的实干家来破解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障碍。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破解厦门发展障碍过程中提出了哪些重要观点？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

　　王建双：办经济特区，要打破很多旧体制，要转换很多旧机制，改革力度有多大，阻力相应就会有多大。就这个问题，习近平同志跟我们交流过很多次。他说：“老城市办特区存在三个障碍，第一，传统的经济体制障碍；第二，传统的政治体制障碍；第三，保守僵化的思想观念障碍。这三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的手脚就会被捆住，难以前进。”如何破解这三大障碍，习近平同志在探索当中逐渐形成了七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并且一一付诸实践。

　　第一，关于厦门经济特区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他说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要靠改革开放，要大力发展对台关系，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交换，厦门只能走这条道路。他在与我们交谈中，多次谈到这个观点。

　　第二，厦门必须积极开展外引内联。对外要引进台资、侨资、国际资金，对内要联络内地的有关地市和企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更快地“挤”入国际市场。他深刻认识到，发展特区绝不可“闭门造车”，必须与国际接轨。

　　第三，要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特殊贡献。他在制定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过程中做了很多调查。他说，为什么我们要讲为祖国统一作特殊贡献呢？一是从人口因素看，台湾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是由福建迁过去的或福建人的后裔，福建人要到台湾去，大多数是从厦门港到台湾，所以历来厦门就有对台“人文交流桥梁”之说。二是从历史因素看，在清朝初期，台湾和厦门是一个行政区，叫做台厦道。三是从人文风俗习惯看，厦门和台湾的风俗习惯是相同的，很多从台湾来到厦门的人，都能很快融入厦门的生活。我们要对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特殊贡献，核心问题是争取民心。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厦门所具有的这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他地方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们必须全方位地做工作，不是某一个方面，而是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做工作，也包括将来的基础设施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作出特殊贡献。习近平同志对民心问题的考虑，我们都很认同。现在每年6月在厦门举办的以“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为定位，以“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为主题的海峡论坛，吸引了台湾一大批人来参加，既包括基层的乡里长，也包括国民党高层领导，还包括民进党里的一些人。这一活动之所以能一直坚持做下来，是与习近平同志倡导的民心观念紧密相关的。

　　第四，厦门特区的经济总体结构必须转换，要建立新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他通过多次调查了解到，厦门市老企业的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80%，贡献的财政税收占90%，如果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不转换机制的话，特区根本没有办法富起来。对此，他有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改造机制，切入点要从改造老企业入手。那么，该怎么切入呢？他说：“大企业要实行股份制，小企业要实行外引内联，通过兼并组成小企业集团，多层次地来转换这个机制。”现在听来，这种观点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在30多年前那种环境下，能提出这个观点是相当不容易的。当时他还提出另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如果有外资进来，也可以掺到我们的企业中去，把这个机制激活。

　　第五，要抓好厦门的城市建设。习近平同志来厦门时，厦门因为多年来一直是前线，没有什么城市建设，但他很乐观。他认为，虽然我们受了损失，但是也得利，给我们留了一个好做文章的空间，发展潜力很大。他在做战略研究的时候提出，城市建设，规划先行，厦门总体要形成一个“众星拱月”般的城市结构，以老城区、鼓浪屿为中心，星星在岛外，包括集美、海沧、同安、杏林，根据不同的产业分工，把这个中心拱起来。厦门的城市建设一直沿着这样一个规划思路在做。2010年，他视察厦门的时候，再次提到了众星拱月式的城市建设，还说：“你们要把外面几个星星擦得更亮一点。”

　　第六，要造就一支适合特区建设和发展的人才队伍。当时，厦门虽然文化事业水平比较高，但是人才比较缺乏，特别是缺少现代企业管理、金融、建筑方面的人才。怎么办？他讲了两个方面。第一，要多层次、多途径并举，大力开发人才。第二，要建立一种有利于人才流动、人才选拔、人才使用的机制。这一观点一直在引导着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在全方位、多层次开发人才观点的引导下，整个厦门市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基本上晚饭以后，道路上的人很少，大家都去学习班“充电”去了，因为办特区，有很多新的东西需要学习。

　　第七，要朝着“小政府、大社会”这样一个目标进行改革。20多个政府部委办部门要转换机制，该由企业、社会办的事情，政府部门要放权让他们自己来办。这样一来，政府机制转化就慢慢做成了。他的这一观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简政放权”。

习近平同志能鲜明提出这些观点，勇于打破保守僵化的思想观念，是非常可贵的。这些观点在当时都具有相当大的突破性，而且都是从厦门实际出发，最终都形成了具体的举措，大大推动了厦门的开放与发展。

采访组：在您看来，厦门精神在习近平同志身上有哪些具体体现？

　　王建双：对于厦门精神，我所领会的是：传统的海洋文化造就了厦门开放包容的精神，而改革开放又赋予厦门博大的胸怀与奋进的热情。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深深地融入了这座城市，为厦门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同时，在这座城市的发展中，习近平同志的治理理念也得以付诸实践并不断丰富。

　　厦门精神在习近平同志身上有着充分的体现。我认为主要是两条：第一，他主张走出去、看世界。他多次强调：“我们不要关在门里搞特区，而是要出去考察，把人家好的经验带回来。”他的视野很宽，不是局限一国一省一市，而是希望吸收借鉴国际上的好经验以发展自己。第二，他善于广交朋友，深交朋友。

　　关于习近平同志广交朋友、深交朋友，我了解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1993年，福建省成立富闽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习近平同志亲自推动成立的，资金是由塚本幸司先生捐赠的。塚本幸司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谈起他与习近平同志交往的经过。那是1991年5月，习近平同志访问日本，塚本幸司先生请他到家中做客，但是塚本幸司先生的夫人，受当时日本社会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负面宣传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还是有一定排斥的。她没有想到丈夫会把一个共产党员请到家里来做客，感到很吃惊、很紧张。当38岁的习近平同志走进家门时，塚本幸司夫人看到来自中国的客人，很年轻，并且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对他产生了很好的第一印象。

　　在一番亲切交谈后，习近平同志说，刚才先生提到如何理解儒商，我想以旁观者的角度介绍一下福建著名的华侨陈嘉庚先生的事迹。陈嘉庚先生在中国和南洋是很受大家敬仰的，他把所有的钱都投进了教育事业，兴办了厦门大学等学校。嘉庚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深知做生意与做人一样，要讲德行。在生活上崇尚简朴，在商场上遵守信用，体现了一个“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儒商气质，希望塚本先生也成为受人尊敬的儒商。通过交谈，塚本幸司夫人感到，这位年轻的中国领导干部拥有为百姓谋福祉的深切情怀，很有文化素养，值得亲近。

　　塚本幸司夫人问习近平同志，你到日本考察了大公司，看到了城市建设，接触了一些工人、农民、企业家后，你有什么感想？习近平同志说，日本的科技先进，高楼大厦林立，企业设备齐全，不过工厂现代化对我来说并不是重点思考的问题，因为这些东西只要发挥人的能动性都可以实现。在不久的将来，你就能在中国见到。但有一点我感触很深，我看了几家工厂，那里员工们的工作态度都很认真，根本看不到偷懒和无所事事的人，我看到了农村非常干净，农民十分勤劳，日本能够建设得这么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主要是靠各个阶层的勤奋工作，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塚本幸司夫人听了以后对旁边的儿子说，习桑（桑，在日语中表示对人的亲切敬称）这个人不简单，只比你大几岁，就这么成熟有远见，你今后要以他为榜样。

　　塚本幸司先生对这次交谈感到非常高兴。他说，习桑这次来我家做客是我家的荣耀，更使我高兴的是，我的夫人心里残存的共产主义妖魔化的阴影已经扫除了。这个心病解除了，以后我到中国去投资就更放心了。

1992年初，在福州市的一次招待会上，塚本幸司先生向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希望能够给福州榕东活动房有限公司派遣一名干部担任专职党支部书记。习近平同志事先已经听说了榕东活动房有限公司想在外资企业当中率先建立党支部。在招待会上听到塚本幸司先生的这个请求时，他问，你为什么想在你的企业建立党支部？塚本幸司先生回答说：“我认真拜读过你们共产党的党章，看过你们共产党领导人的许多讲话，我打心底里敬佩你们的党，中国共产党里集中了大批精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贵党的治国理念，对经营好企业有很大的帮助，企业要想在中国得到持续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听了塚本幸司先生恳切的言辞，习近平同志马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可相关办事人员听后认为，这可能是外国资本家一时心血来潮，在场面上说说而已，没太当一回事。

　　几天过去了，塚本幸司先生一直没有等到回音，再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的时候，就又一次提出给企业派党支部书记的事，还提出支部书记可与公司总经理在工资待遇、参加董事会、工会福利等方面享有相同待遇。习近平同志听后对参加会见的福州市建工局党委书记林义熟说：“外商要求我们给企业派共产党的书记，这在全国不多见，这个事就交你负责了，一定要办好，要尽快在建工系统挑选一名合适的人选，报市委批。但其中有一点必须明确，共产党员到外资企业要努力工作，要头脑清醒、不卑不亢，任何有损人格国格的事绝不能介入。”

　　建工局根据习近平同志指示，马上研究选出了组织干部科副科长黄风，上报后很快得到市委批准。在日本的塚本幸司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对人选非常满意。黄风到企业后工作认真负责，赢得了员工的爱戴和外商的尊重，为福建省做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积累了经验。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有一次到北京出差期间，特地拜访了福州籍的文学家谢冰心。他给冰心先生介绍福州市的变化，谈到了在福州旧城改造、长乐国际机场建设当中，都使用东海租赁株式会社在福州办的榕东活动房有限公司生产的活动房，还介绍了到日本访问时，他曾到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塚本幸司先生家里做客的一些情况。习近平同志请冰心先生为这位企业家题一幅字。冰心先生说：“因为中日那场战争的关系，已很少给没有见过面的日本人题字了，但习书记介绍的人肯定是不会错的，这算是一个例外。”冰心先生欣然题下了“中日友谊源远流长”几个大字，并说，希望塚本幸司先生能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更大努力。

1992年夏，塚本幸司来福州时，习近平同志将冰心先生的题字交给他。塚本幸司先生见后十分感动。他说，我一定牢记冰心女士的嘱托，以自己的行动推动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看着装题字的精致盒子，塚本幸司先生想了想，恳切地说：“是不是可以请冰心女士在盒子上再题写‘中日友谊谕’五个字？谕是前辈对晚辈的吩咐、指示，我不仅要永远珍藏这幅字，还将永远照此指示来做。”习近平同志表示，愿意尽力满足塚本幸司先生所请，请冰心先生再题上“中日友谊谕”五个字。后来，塚本幸司先生到福州来，从习近平同志手中接过冰心先生的题字，回去之后郑重嘱咐自己的家人说：“冰心先生比我大了整整28岁，她的教导我听，你们也不能违背。”

　　多年以来，塚本幸司先生一直致力于支持中国的发展，帮助培养有志于中日友好与世界和平发展事业的青年才俊。他于1993年捐赠5亿日元巨款设立富闽基金会；2003年他又和夫人携手捐设教育基金会，帮助山区贫困孩子圆大学梦。塚本幸司被授予“福州市荣誉市民”“福建省荣誉公民”等称号，并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友谊奖”。2019年5月10日，塚本幸司先生收到习近平同志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我经常回想起当年访问日本时到你家中做客的情形。”塚本幸司先生非常感动。可见，中日两国热爱和平的人们的真挚友谊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而会历久弥坚。这也说明习近平同志对中日友好的民间交往是何等的重视。

这个持续了30多年与外国友人交往的故事，反映了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胸怀博大和言必信、行必果的风格，得到国际友人的称赞。

采访组：长期以来，习近平同志一直都非常关心、尊重老同志，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王建双：习近平同志对老同志特别尊重。他不仅仅是尊重老同志，还善于向老同志学习经验。在这里，我讲两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小故事。

　　第一个是关于一位南下干部的故事。厦门市委原副书记李振经同志曾经在老革命根据地龙岩当过地委副书记。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他对我讲：“近平来看过我了，我很高兴。”我问：“他跟你谈了什么？”他说：“谈了很多，但是我很不客气地讲了一个小建议，龙岩是革命老区，厦门是经济特区，你要想一想怎么把两个地方连在一起，这样两地的经济都能够发展起来，龙岩有资源了，人民生活才会好起来。他态度很真诚，应该是听进去了。”

　　第二个是关于一位福建老地下党员的故事。福建有一位老干部，叫施能鹤，是老地下党员，后来当过厦门市政协主席。我去看望他时，他说：“我生病时，近平来看我了，对我说了很多安慰的话。”接着他又说：“他很虚心，请我提意见。我就给他提了一条意见，现在特区的人才，都被单位绑住了，有的人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单位却一定要他干这方面的工作，而缺人的地方，又调不过去这方面的人才。我就跟他说，一定要打破这个固有模式，让人才流动起来，不能让人才只窝在一个地方，否则对厦门发展是很不利的。”

只要有时间，习近平同志都会去看望老同志，关心他们的身体，聆听他们的建议。他很尊重老同志，重视他们的建议，与老同志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所以老同志才愿意给他提这么多好的工作建议。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与侨胞、台胞有很多交往，在很多问题上征求他们的意见，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故事。

　　王建双：习近平同志曾去看望过华侨的侨领、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庄云潮，征询吸引侨资的建议。庄云潮就对他说：“你要引进侨资，首先要争取侨心。”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他的意见。

我在这里讲一下我了解的一个故事。金门同胞颜西岳曾是厦门金门同胞联谊会会长，我到他家里看望他，他说：“我年纪很大了，近平很关心我，除了他自己来，还派人来看我，我很感动。”他还说：“我对近平讲了两句话。第一，历来厦门和金门都是亲戚关系，我自己的弟弟和很多亲戚也都在金门，可是现在厦门管得太死了，大家往来探亲，非常麻烦，很难批下来，有时只能偷着雇一条小船，大家在船上会面，这样多伤感情啊！所以，我建议他研究一下怎样能够放宽台胞回大陆的政策。第二，金门缺水，我们有江，我们的水很多，我们要研究一下怎么把水送到金门去，这样金门的民心就归过来了。”事实上，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一直支持从大陆给金门供水的推动工作，这件事情虽然有着自然条件困难与政治壁垒的双重阻碍，但他却一直在积极推进。直到2018年8月5日10时，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的愿景终于成为现实。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17年多时间，对福建干部群众有深厚的感情，为福建的发展付出了宝贵的年华与心血。您如何评价他在福建的这段工作经历？

　　王建双：习近平同志曾说，“福建是我的第二故乡”，可见他对福建的感情有多深。福建的山山水水都有他留下的足迹，福建的大地都有他留下的声音。他经常深入到群众当中去，深入到干部当中去，他喜欢和大家打成一片。

通过与习近平同志这么长时间的接触，我感到他既有启民心智的魅力，又有知民冷暖的情怀。他把感情完全融在人民当中，所以人民群众才会亲切地称呼他“习大大”。我想，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老百姓真正把他当亲人，才会这么称呼他。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繁荣富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实现。